经济学家樊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亿欧导读 ] 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也是西方学者眼里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多年来,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的樊纲实践着他“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学术理念和人生信条。

如果有人跟你说:如果要结婚了,你们双方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出首付,买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种举全家之力买一个房子的言论,你会怎么回应?如果他还告诉你,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应该作传经布道的工作;但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你又有何感想?

这位时常语出惊人的经济学家樊纲,所说出的话自然有一番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已过不惑之年的樊纲,给人的形象总是衣装得体、精明干练。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也是西方学者眼里非常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多年来,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的樊纲由始至终地实践着他“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学术理念和人生信条。

目前,樊纲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同时,他还是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南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这些一项又一项闪亮的头衔背后,他有怎样的故事?对如今热度居高不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他又有怎样的见解?

从“无书读少年”到北大经济学教授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较为动荡的一年,凡是到达读书年龄的国人大都因“文革”受到影响,1953年出生的樊纲自然也不例外。“文革”刚开始时,樊纲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

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与大多数知青一样,樊纲来到了北大荒。这段长达八年半的时光对樊纲来说并不好过,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樊纲抓住了机遇,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入经济学研究的门槛。在一场节目中,樊刚表示他最幸福的时候是高考制度恢复那一年,他上了大学,并且在那时便知道那是唯一通向幸福的道路。

自此之后,樊纲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他经济学家的生涯。在中社科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他又进入了哈佛大学深造,两年的高强度学习也让樊纲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1988年,樊纲回国后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想通过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对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看法。

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樊纲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并与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北大刘伟教授和钟朋荣三位经济学人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

幸福和痛苦-樊刚眼里的经济学基本概念

樊纲脸上并没有那个艰苦年代的留下的痕迹,他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儒雅、平静。考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成为经济学家,樊纲似乎踩准了人生选择的每一步。在这些经历后,他对经济学到底抱有怎样的态度?

经济学在很多人眼里或许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它每天要面对一堆数据,研究钱,各种价值及价格等。但在樊纲眼中,真正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其实是幸福和痛苦,不仅限于金钱。

他表示: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赚钱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中国GDP从三十年前的150美元到现在的8000美元,是每一个人努力赚钱才取得的结果。但是人类幸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在于闲暇时光的增长,花更少的时间赚更多的钱自然会提升人的幸福感。因此,如何去平衡金钱和时间,也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发展到最后,经济学最终被理解为一种叫做选择的科学。

“我说经济学就是选择的科学,就是在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在各种可能性、各种风险之间做出选择的科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樊纲说。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樊纲表示:“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人人都想给市场提供东西,谁能提供最好的东西?在职业面前、在工作面前,你是供给者,你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这时候不要想你要什么,想你能给什么。你要有一种专业化的精神,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也是专业化竞争。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深挖下去、千锤百炼,磨练出一些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出来。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它要不断深化、不断发展,你能够一辈子做得很深,能够引领潮流,已经很不容易了。”

理论为本,一个不会讲故事的的经济学家

在一场节目中,樊纲自侃到:自己是一个逻辑思维好,而理性思维差的人。从一件事情中总结出几句理论,才是他最为擅长的事情,也是因此他才放弃了自己要当个岁月静好的文艺青年的打算。

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是樊纲经济学建构的最大特色之一。他给自己确定的身份首先是理论经济学家。而所谓的理论经济学,在他看来,就是超越国别、民族、利益集团,超越阶级性而普遍适用的基础性学科,实际上也就是指在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即西方现代经济学。

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外,还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虽然身兼数职,樊纲依然要求自己更多地专注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调研、报告、讲课、著述,仍是他生活的主调。

20世纪80年代,樊纲学术研究是从比较经济学三大体系开始的。通过对三种经济学语言系统的比较和综合,寻找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道路。当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实际上就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经济学语言,这是一场经济学的语言、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革命。

“六个钱包”论击中买房心

樊纲的演讲一向保持犀利的风格,他用他锐利的眼睛和专业的知识戳破了一个又一个虚假的言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些热门事件进行解读,并把结论赤裸裸的摊在人们的面前,因此也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

今年早些时候,樊纲被自己的“六个钱包”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樊纲口中的“六个钱包”指的是年轻人结婚成为夫妻,而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共是六个钱包,如果这六个钱包能帮你凑够首付的话,那么买房子是更好的选择。其本意是要学会利用杠杆原理,通过房屋按揭贷款的机制来提早获得属于自己的房屋。

樊纲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尊重现实与经济规律,让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外,说自己懂的,不懂的就不要乱说。现在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喜欢骂,喜欢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心理。骂人谁都会,谁不能为国家这个庞大的运作组织指出点毛病呢?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为目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才是治学之本。

作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也曾多次发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问题的主题演讲。今年4月份,樊纲预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1.2至1.4亿的庞大规模,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之一,他表示“要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使之能够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个地区将面临两大转型:第一,从单一的城市向城市群转型;第二,从原来的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代表)、服务业中心、制造业中心,向科技中心转型。”10月19日,樊纲将出席“引擎·引领”2018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BATi),与我们分享“大湾区科技转型之路,将创造什么样的科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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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科技创新带动资源集聚等方面着力颇多,创新机制、产业升级、人才引流、协同发展等带来了多方面的机遇。相应的,人工智能、人才赋能正深刻地影响着商业步伐。

2018年10月18-19日,亿欧将在深圳举办“引擎·引领” 2018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BATi),集合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智慧城市、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一众热点问题展开探讨,分析科技创新未来趋势,盘点技术革命下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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